一分其二与后现代主义
一分其二与后现代主义——兼论“一分为二”与后现代主义 一个消失了的时代的人留下的声音，让后世之人再评说。本文旨在使读者以自己熟悉的观念来诠释后现代。——作者题记 内容提要：辩证法的通俗表述“一分为二”至今有效。它似乎与后现代主义哲学有异曲同工之妙。 关键词：一分为二合二而一总体性后现代破碎断裂零碎 哲学的第一要务是剖分我们的思想概念。我们对事物的思考，应当将其与他物分离开来进行对比，找出其异同。一切关系中最重要的，是相反相成或对立统一。任何事物或思想皆可分离，然后合成一个更高的整体。此即“辩证运动”：从“统一”经“分殊”而达至“统一的分殊”。分是事物存在和发展的原因与方式。有一位思想家用“合群的自大”来形容中国人：那是一种一旦离开群体、家庭、国家、君王，便无所作为的人。他喜欢借群体优势压人。他不懂分治、分立、独立时个体的伟大与力量。然而究其实，思想独立、人格独立、自我意识，乃是一种本质的自我的存在。只有人格独立，才有有机体的团结。 古人看到，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聚合与裂变是原子释放能量的两种基本方式。聚散两依依，乃人之常情，事之常理。1957年，毛泽东在莫斯科提出，“一分为二，这是个普遍现象，这就是辩证法”。他又提出，“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毛泽东还说：“一万年都有两点。将来有将来的两点，现在有现在的两点，各人有各人的两点，总之是两点而不是一点。”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对立面的统一（一致、同一、均势）是有条件的、暂时的、易逝的、相对的，而分裂、裂变、离散、斗争，则是绝对的、无条件的、永恒的。列宁说：“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中国古代也有“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之说。故此，辩证法又叫两分法、两点论。两分就是看到事物的两个方面。《黄帝内经》云：“一分为二，为天地也。”天地之分，乃宇宙演化的重要阶段。老子有言：“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可见，天地万物，纷繁复杂，乃是分化的产物，而不是合一的结果。老东莞私人侦探子看到事物的可分性及其互相转化、互相依存性：美丑、难易、长短、高下、前后、有无、损益、刚柔、强弱、祸福、荣辱、智愚、巧拙……他看到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声音相和、前后相随。老子把对立面的统一当作万物的普遍基础。朱熹说：“一分为二，节节如此，以至无穷。”“两点”连成一线，才有面，才有体。故“两点”是万物演进的基础。生殖、繁衍、细胞分裂，才有新生命。四季划分，昼夜交替，乃有万物茂盛。 1964年，中国哲学界发生过对“合二而一”的围剿。“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争论已过去好些年头，其结果应当说是胜负未分。争论着的两家原本是同志，后来却“一分为二”了。当年争论的双方至今没有“合二而一”，便都瞑目谢世了。由此可见，二者可以说是平分秋色，或曰两败俱伤。不过，从哲学家的眼光看，“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并非“一种观点两种表述”，或“一论各表”。然而，“一分为二”其实比“合二而一”更恰当，更优先，更重要，更科学。我倾向于认为，宇宙服从于“一分为二”的原理。宇宙原是混沌一片，无所谓上下左右四方，亦无所谓先后古今往来。后来“一分为二”、大爆炸、分崩离析、星云四散，才有了宇宙。屈子曰：“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冥昭瞢暗，谁能极之？冯翼惟像，何以识之？”看来，宇宙“一分为二”，才形成上下前后，才有了晨昏昼夜，才有了往古来今，才有了世界万物。“一分为二”的结果，事物就有了两个方面、两军对垒、两厢情愿、两情相悦，才有举案齐眉杭州私人侦探、祸福与共，才有双赢互胜、两全其美，才有对偶骈词、联句工对，才有鸳鸯戏水、连理并蒂，才有联系共存、互助同济、相偕相帮、齐头并进。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一切哲学皆是斗争哲学（当然不是把人整死，打成反革命，而乃平等竞争，并驾齐驱，百花齐放，自己活也让别人活）。我们今天已进入商品时代，买卖双方，订立合同，有进有出，有盈有亏、互信互补、亦入亦支，都同“二分法”有关。贸易不是单行道。计划经济，单“一”体制，是中央集权下的事，谈不到分权，只有“一”元化。宫、商、角、徵、羽，五音分化，才有交响乐。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才有共同富裕。 艾思奇曾批评“合二而一”是把事物的两个侧面的联系说成是“不可分离的联系着的”。看来，艾思奇先生是主张“可分割论”的。这又使人想武汉私人侦探到“一分为二”的合理性。杨献珍先生把对立面的统一说成是“不可分性”，即“不可分离地联系在一起”。艾思奇批评“不可分性”之为谬，主张可分性。呼与吸可分，否则，便没有呼吸，也没有生命。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武汉信用卡取现欢离合，事物可分，才有世界的斑驳陆离，五光十色。杨献珍主张“对立的两个方面是不可分离地联系在一起的”。他先说：“对立的两个方面”，显然是指“可分性”，后来又说“不可分离”。这不是自相矛盾吗？列宁说，发展是对立面的斗争，发展是对立面的统一。这比较正确。 “一分为二”天然地包含这样的理念：对立着的双方经过斗争，其地位互相转化，新事物于焉产生。弱势的一方经由量变，否定强势的一方，最后达到事物的质变和转化。这包含着极大的革命性、颠覆性。这与后结构主义的颠覆、解构理论有相近之处。相比之下，“合二而一”就比较保守，安于现状，于已成之事心满意足。“合二而一”乃使事物趋于僵化和稳定，它对发展固无不益，但只能作为“一分为二”的补充和附庸才有存在之理由。“一分为二”因而就不仅仅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它不满足于现状。它反对束缚，要冲决罗网。它对弱势群体倾注热情。“一分为二”乃一切进化、进步的必由之路。“一分为二”鼓励逆反思维、求异思维、非常态思维。这与后现代相近而与“合二而一”的独白时代不同。后现代是“一分为二”的对话时代，而不是舆论“一”律，万流归宗、“一”统天下。 “一分为二”是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母兽产崽，称为分娩；按劳付酬，曰分红；大学毕业，曰分配；新陈代谢，曰分泌；子女成婚，要分家；标榜新观念，曰分歧。凡此皆历史进步，人类成长，社会前行的标志。科学把白光分解成七色光，于是彩虹得到解释。 开创新风格，曰独辟蹊径，但亦渊含古声；无与伦比叫独步一时，冠绝群伦；自立门户，表示独树一帜，踵相接也，不委身于人；独擅胜场，表示绝技超群；独立思想才能独具慧眼；居于榜首，叫独占鳌头；自出胸臆，表示独立见识；努力向上，曰自强不息。凡此皆含“分化”之义。 中国古代“理一分殊”表达了分化、分殊、标新立异在事物进化中的作用。执着于大一统与集中、集权，统驭过死，是我们以往时代的弊病。然而，宇宙生物进化史及人类政治演变史告诉我们的是：“一统就死”，其结果是“一放就乱”。故，大一统中国，集权制的传统文化，一旦稍有懈怠，就会带来七、八年又来一次的恶性循环和大小数百次的农民起义（可能十年就有一次，不然何以有数百次之巨呢？）。中国重视家族之“合”，族权之炽，非西方可望其项背。 西方文化传入中国，汉语才有了语法学。《马氏文通》乃是以西方语法结构来分解汉语的结果。于是汉语才有了主谓宾、定补状、名动形、副介数词之分。语言变得可以分析，可以理解。一本英语句法详解，对语言加以剖析和归类。可见，语言分析的作用何其大也！鸿蒙未开，乃一种原始朴野状态。混沌初判，天人相分，阴阳互动，才有进步。 从神圣罗马帝国产生德、意、法。宗教改革时期新教与罗马教廷抗礼。原苏联改为“独立”国家联合体。国家要独立，人民要解放。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一种社会方案。哲学家讲“独处”、“慎独”，是强调个人内心世界的独立不移。毛泽东称赞鲁迅是“独立支撑的大树”，独挡一面，独撑危局，说他不是向两旁偏倒的小草。西哲说：“独处是最好的社会生活”（Solitudeissometimesthebestsociety）。看来，独处并非“反社会”。世界各地有好几个“独立广场”、“独立门”、“独立纪念碑（塔）”，乃是表彰民族自决。 生物学讲的分化（differentiation）指高等生物之器官各营特殊作用，如消化、呼吸、排泄、生殖之类，谓之分化。这与人间有分业（divisionoflabor），即劳动分工，其道理相同。劳动分工、职业殊途、脑体差异、城乡互动，促进了人类生活的发达，今后世界人类大家庭，国际分工也会是人之常情。如果全民务农，城里人为了“不吃闲饭”而全部到农村用“两只手”耕地，断乎不能消除城乡之别。波尔布特（柬埔寨）把城里人赶到乡下，算是消灭了三大“差别”，其后果如何呢？只有下等动物才不讲分化。只有蒙昧野蛮社会也才不讲脑体、城乡之差别。在低等生物身上，任何一部分皆兼发挥同一生物作用。 从生物学上说，进化即分化，指有机体机能与器官的分化。生命的本质乃是细胞的分裂。婴儿与母体分离，标志着新生命的诞生。儿子长大成人，另组家庭，与父母分居，乃有了新的联合体。中国古代家族伦理的理想是“四世同堂”，视离异、离乱、离乡背景为“悲欢离合”中的不幸、悲哀。所谓“父母在，不远游”，承欢膝下，大团圆，才是理想的境界。 在教育学上，分班（classdivision）制度，即按年龄不同、程度殊异，采取分级分班办法，这为中国古代庠序之学所欠缺也。七八岁的孩子，与十七大八的成人一同上学，“之乎者也”，“子曰诗云”，真是活到老学到老。中国现在的系科专业设置，也是自西方引进的。中国古代并无数、理、化、天、地、生、文、史、哲、经、法之分。分析的方法，分类的方法，即分门别类的方法，来自西洋。中国古代之思维习惯乃综合、直观、笼统，只见森林，不见树木，只见大象，不见首尾，解剖学缺乏。所谓“瞎子摸象”的故事，只是习惯于笼统直觉的东方人对于西方分析方法的嘲弄，实不足取。明察秋毫之末（分），比只见舆薪（合，整体），对认识事物有帮助。中国传统却只见舆薪，不见秋毫。西方生物学讲纲、目、类、属、种，乃一大进步，中国则统称所有动物为兽类。 黑格尔批评谢林的“同一哲学”。谢林认为思维与存在同一于“绝对”之中，在“绝对”中，思维与存在、主观与客观是“原始同一”的、“完全同一”的、“直接同一”的、“毫无差别地同一”的。黑格尔认为这是把有差别的、有规定性的东西投入“空洞的无底深渊”。他讽刺这是“使一切牛在黑夜中都是黑的”的夜幕，是“知识空虚”的幼稚行为。正如在“纯粹光明”之中一样，在“纯粹黑夜”中什么都看不见。 黑格尔认为，辩证思维应当看到任何具体事物都是包含着差别和对立的两个方面的统一体。对立双方既相互联系又相互排斥，因而是对立统一。“认识矛盾并认识到对象的这种矛盾性，这是哲学思维的本质。”黑格尔批评“抽象的同一”是坚持“自身的同一”，完全排斥有差异的同一。这只是“形式的同一”，“知性的同一”。这种“抽象的同一”就其排斥差异，坚持自身的同一来说，只是形式的同一。它丢掉了具体事物的多样性，抹煞了差异性。在黑格尔看来，真正的哲学不是排斥差异的“抽象的同一”，“只有在同一与差异的统一中，真理才是完全的。”恩格斯也说：“真实的具体的同一性包含着差异与变化。” 在哲学上，分析法（analysis）与综合法（synthesis）为两种平起平坐的方法，分门别类，即，分，是我们认识事物的基本方法。人的思想一方面须分别个体，另一方面须结成共相。哲学的根本问题因而就是一与多、单元与多元、原子论与一元论的关系。前者强调分、殊、多，后者强调合、同、一，都起源于对分析或综合的畸重畸轻。与分析相一致的哲学方法有区分（discrimination）、鉴别（discernment）、分别（distinguishing）、划分（demarcating），指把经验中的事物划分为个别。抽象作用乃分析的代表。分析指的是使事物达到不可再分的境地。相反，齐一（identification）、关联（connection）、划一（unification）、系统化（systematization），相当于综合，讲的是普遍。 就权力而言，西方讲三权分立，即分权制度。公元二世纪罗马帝国“黄金时代”有三位地位对等的君王同时执政，齐抓共管，分别负责外交、内政和基础建设。三贤君并非大权独揽的孤家寡人，而只是“第一公民”。中国传统是大一统、中央集权，皇帝一言九鼎，面南为帝，普天之大，莫非皇室“自留地”或“责任田”。黑格尔总结他那个时代的政治理念说：“国家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分为三个独立存在的部分：一、立法权，即规定和确立普遍物的权力；二、行政权，即，使各个特殊领域和个别事物都从属于普遍物的权力；三、王权……。”爱默生和梭洛都说：“管理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这话在当代被表述为：“小的是美好的”。总之，分权、放权比集权好。 在后现代视野中，“制度是人的敌人”。（罗兰•巴特）发达的资本主义既是自由主义的，又是权威主义的，既是享乐主义的，又是压抑的，既是多元的，又是单一的。后现代主义调动的是多样性、非同一性、侵犯、反基础主义、文化相对主义，这些都与绝对价值论的形而上学相反。“文化革命”也是对旧有制度的“解构”。不过“文化革命”时期“大树特树绝对权威”，正与一分为二的真理相对论相反。然而，对这一现象应当这样理解：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毛泽东为了鼓励造反，不得不确立自己的权威。他主张对既有价值体系进行颠覆、解构。“同传统观念实行彻底决裂”、“斗争哲学”、“一分为二”、“二分法”、“两点论”、“两个方面”，其实也是解构。 文化革命掀动的文化相对主义、道德约定主义、“怀疑一切”、实用主义、地方主义、虚无主义、无政府主义、分裂主义、宗派主义、对稳定和组织纪律的违抗，这些都同后现代主义有相近之处。难怪后现代主义与法国巴黎的“学生造反”和西方的“文化革命”相通。“怎么都行”（anythinggoes）、“一分为二”、“造反有理”、“斗争哲学”，与等级制、本质主义、目的论、超历史的普遍主义正相反对。“小人物打败大人物”、“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小国打败大国”（而不是小国师大国）、以弱胜强、保护少数派、“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这都同正常思维逆行，乃反常思维。 后现代主义认为“价值”是人构造成的，是历史地形成的、可变的、可修改的。价值不再是普遍的，而是局部的；不是绝对的，而是偶然的。后现代认为，价值是和事实分开的：世界本身是残忍的、呆滞的、毫无意义的，而价值则是对它的一种干预和介入。事实不存在等级。康德认为价值领域与自然领域是两回事。亚里士多德认为，事实能够制造价值——存在的即合理，强者为王。康德则认为，这是对自我的主体尊严的冒犯。文化革命，“一分为二”，也把价值与事实分开：“党委领导并不等于党的领导，更不等于正确路线”。 后现代主义反对本质主义。本质主义认为事物是由某些属性构成的，其中某些属性是基本构成。如果这些基本属性被改变，事物就会变成别的东西。然而，后现代主义感兴趣的是感官特殊性，强调的是殊异。他们反对对特殊本体的信仰。本质主义相信只有一种唯一本质属性，这使一事物成为它所是的东西。后现代主义反本质主义则反对简单化的、虚假的、永恒化的、粗暴的、均质化的本兰州私家侦探质概念。 后现代主义执着于特殊事物，反对那种在所有时间、地点都是真理的命题。这和认为真理是可以“一分为二”的、真理是相对的，要经受实践检验、真理是不断发展的、人类不断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看法一致。后现代主义拿多元性反对同一性，这同“两点论”、“二分法”一致，而同“合二而一”无条件的“同一性”相佐。多元性是好的，同一性是消极的。后现代主义选择的是混沌而不是纯净，是多元而不是单一，是差异而不是自我同一。它把普遍主义当作启蒙运动的压迫性残余来反对。后现代主义谈论差异、多元性、异质性，反对整体性、同一性、总体性、普遍性。它承认同时存在着矛盾的两个方面。后现代主义的同情之所在，总是非同一性和差异。德里达重视差异、延异、而不是同一性。后现代主义不承认纯粹、纯净，而是选择驳杂、混乱。“文化革命”也提倡“由乱而治”。 西方自中世纪起，认为在“那时”（then，古代）与现在（now，现代）之间存在着二元对立（antagonism）。西方各个历史时期经常发生反传统的革命（此即disaffiliate，绝裂，“一分为二”）。拒绝前辈，这就是西方的辩证法（dialectic，指争论debate，也指对话discourse，有些类似于毛泽东提倡的大辩论）。这样，西方文化不认为有单一的传统。 费耶阿本德说：“唯一不抑制进步的那个原则是：什么都可以……。没有混沌，就没有知识。不经常抛弃理性，就没有进步……（这很像“不止不行、不塞不流、不破不立、大破大立、破旧立新”）。看起来是散乱、混沌或‘机会主义’的东西……在我们今日视作是吾人知识之本质部分的那些理论发展上，都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些偏沈阳私家侦探 离（正轨），这些错误，是进步的先决条件。” 毛泽东对立统一规律的理论认为，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宇宙大概正是由无序走向有序的。霍金（StephenHawking）在《时间简史》（ABriefHistoryofTime）中也提出：“新发现的混沌（Chaos）、复杂性（complexity）等理论，推翻了科学上关于控制与确定性（稳定）的概念。混沌可被定义为一种没有周期性的秩序。复杂性则涉及复杂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众多独立的动因彼此互动，而导致自然地自行形成的组织。这两个理论使科学发生后现代革命……：出自混沌的整体论（Holism）、互击（interconnection）与秩序等概念。”多元性、“激增”、“差异”是后现代主义的美好新希望（bravenewhope）。这与宁波信用卡套现推陈出新、破旧立新有异曲同工之妙。 后现代主义主张解构理论。利奥塔否定整体性、普遍性和确定性，提倡模糊性和差异性。“让我们向同一整体开战；让我们持续开发各种差异并为维护‘差异性’而努力”。后现代从反逻各斯中心主义出发，反对一切中心主义，反对中心与边缘的死板僵化的关系。后现代主义是反中心论，主张边缘对中心的独立性。他们认为，中心与边缘的对立不是绝对的，而是既有差别又互相依赖，彼此牵连，相互转化。由此，后现代提倡逆向思维，这与反潮流原则、“造反有理”有些相近。 德里达反对语言中心主义或逻各斯中心主义，提倡解构主义。解构主义反对任何形式的中心，否认任何名目的“优先地位”，消除一切本质主义的思维。解构主义主张从边缘找到中心，这似乎就是“地方向中央造反”，大闹天宫。“文化革命”的多中心论实即“无中心论”。 说后现代主义与“一分为二”、阶级斗争、文化革命、学生造反有联系，还可从下述事实得到支持：西方女权主义是后现代的组成部分。中国的“文革”也是女权主义大展览的时代。后现代主义有利于被侮辱、被损害、被谩骂的“小人物”，而威胁着“现存制度”。20世纪70年代，西方文化理论家侈谈“社会主义”、“符号”与“性”。“后现代主义从1960年代后期和1970年代早期的政治骚动中悄然浮出”。它把街头学生造反的政治文化提升到话语层面上，这似乎最有力地说明了后现代与大连办理信用卡“一分为二”的哲学关系。 后现代主义典型特征是对绝对价值和认识论基础提出挑战，反对总体性。它是怀疑论的、开放的、相对主义的和多元价值观的，赞成破碎而不是整体，赞成异质而不是单一，赞成分裂而不是协调。凡此，均与对立统一规律的简明表述“一分为二”具有可比性。后现代主义质疑同一性，反对单一体系。它把世界看成偶然的、多样的、易变的和不确定的。我们今天对“一分为二”与“后现代”进行比较，并非发思古之幽情，而是寻思一种思想维度。——兼論“一分為二”與後現代主義 一個消失瞭的時代的人留下的聲音，讓後世之人再評說。本文旨在使讀者以自己熟悉的觀念來詮釋後現代。——作者題記 內容提要：辯證法的通俗表述“一分為二”至今有效。它似乎與後現代主義哲學有異曲同工之妙。 關鍵詞：一分為二合二而一總體性後現代破碎斷裂零碎 哲學的第一要務是剖分我們的思想概念。我們對事物的思考，應當將其與他物分離開來進行對比，找出其異同。一切關系中最重要的，是相反相成或對立統一。任何事物或思想皆可分離，然後合成一個更高的整體。此即“辯證運動”：從“統一”經“分殊”而達至“統一的分殊”。分是事物存在和發展的原因與方式。有一位思想傢用“合群的自大”來形容中國人：那是一種一旦離開群體、傢庭、國傢、君王，便無所作為的人。他喜歡借群體優勢壓人。他不懂分治、分立、獨立時個體的偉大與力量。然而究其實，思想獨立、人格獨立、自我意識，乃是一種本質的自我的存在。隻有人格獨立，才有有機體的團結。 古人看到，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聚合與裂變是原子釋放能量的兩種基本方式。聚散兩依依，乃人之常情，事之常理。1957年，毛澤東在莫斯科提出，“一分為二，這是個普遍現象，這就是辯證法”。他又提出，“共產黨的哲學就是鬥爭哲學”。毛澤東還說：“一萬年都有兩點。將來有將來的兩點，現在有現在的兩點，各人有各人的兩點，總之是兩點而不是一點。”馬克思主義哲學認為對立面的統一（一致、同一、均勢）是有條件的、暫時的、易逝的、相對的，而分裂、裂變、離散、鬥爭，則是絕對的、無條件的、永恒的。列寧說：“統一物之分為兩個部分，以及對它的矛盾著的部分的認識，是辯證法的實質。”中國古代也有“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之說。故此，辯證法又叫兩分法、兩點論。兩分就是看到事物的兩個方面。《黃帝內經》雲：“一分為二，為天地也。”天地之分，乃宇宙演化的重要階段。老子有言：“道生愛的斷章_1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可見，天地萬物，紛繁復雜，乃是分化的產物，而不是合一的結果。老子看到事物的可分性及其互相轉化、互相依存性：美醜、難易、長短、高下、前後、有無、損益、剛柔、強弱、禍福、榮辱、智愚、巧拙……他看到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聲音相和、前後相隨。老子把對立面的統一當作萬物的普遍基礎。朱熹說：“一分為二，節節如此，以至無窮。”“兩點”連成一線，才有面，才有體。故“兩點”是萬物演進的基礎。生殖、繁衍、細胞分裂，才有新生命。四季劃分，晝夜交替，乃有萬物茂盛。 1964年，中國哲學界發生過對“合二而一”的圍剿。“一分為二”與“合二而一”的爭論已過去好些年頭，其結果應當說是勝負未分。爭論著的兩傢原本是同志，後來卻“一分為二”瞭。當年爭論的雙方至今沒有“合二而一”，便都瞑目謝世瞭。由此可見，二者可以說是平分秋色，或曰兩敗俱傷。不過，從哲學傢的眼光看，“一分為二”與“合二而一”，並非“一種觀點兩種表述”，或“一論各表”。然而，“一分為二”其實比“合二而一”更恰當，更優先，更重要，更科學。我傾向於認為，宇宙服從於“一分為二”的原理。宇宙原是混沌一片，無所謂上下左右四方，亦無所謂先後古今往來。後來“一分為二”、大爆炸、分崩離析、星雲四散，才有瞭宇宙。屈子曰：“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冥昭瞢暗，誰能極之？馮翼惟像，何以識之？”看來，宇宙“一分為二”，才形成上下前後，才有瞭晨昏晝夜，才有瞭往古來今，才有瞭世界萬物。“一分為二”的結果，事物就有瞭兩個方面、兩軍對壘、兩廂情願、兩情相悅，才有舉案齊眉、禍福與共，才有雙贏互勝、兩全其美，才有對偶駢詞、聯句工對，才有鴛鴦戲水、連理並蒂，才有聯系共存、互助同濟、相偕相幫、齊頭並進。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一切哲學皆是鬥爭哲學（當然不是把人整死，打成反革命，而乃平等競爭，並駕齊驅，百花齊放，自己活也讓別人活）。我們今天已進入商品時代，買賣雙方，訂立合同，有進有出，有盈有虧、互信互補、亦入亦支，都同“二分法”有關。貿易不是單行道。計劃經濟，單“一”體制，是中央集權下的事，談不到分權，隻有“一”元化。宮、商、角、徵、羽，五音分化，才有交響樂。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才有共同富裕。 艾思奇曾批評“合二而一”是把事物的兩個側面的聯系說成是“不可分離的聯系著的”。看來，艾思奇先生是主張“可分割論”的。這又使人想到“一分為二”的合理性。楊獻珍先生把對立面的統一說成是“不可分性”，即“不可分離地聯系在一起”。艾思奇批評“不可分性”之為謬，主張可分性。呼與吸可分，否則，便沒有呼吸，也沒有生命。月有陰晴圓缺，人有悲歡離合，事物可分，才有世界的斑駁陸離，五光十色。楊獻珍主張“對立的兩個方面是不可分離地聯系在一起的”。他先說：“對立的兩個方面”，顯然是指“可分性”，後來又說“不可分離”。這不是自相矛盾嗎？列寧說，發展是對立面的鬥爭，發展是對立面的統一。這比較正確。 “一分為二”天然地包含這樣的理念：對立著的雙方經過鬥爭，其地位互相轉化，新事物於焉產生。弱勢的一方經由量變，否定強勢的一方，最後達到事物的質變和轉化。這包含著極大的革命性、顛覆性。這與後結構主義的顛覆、解構理論有相近之處。相比之下，“合二而一”就比較保守，安於願得一人心，白首不相離_1現狀，於已成之事心滿意足。“合二而一”乃使事物趨於僵化和穩定，它對發展固無不益，但隻能作為“一分為二”的補充和附庸才有存在之理由。“一分為二”因而就不僅僅是世界觀，也是方法論。它不滿足於現狀。它反對束縛，要沖決羅網。它對弱勢群體傾註熱情。“一分為二”乃一切進化、進步的必由之路。“一分為二”鼓勵逆反思維、求異思維、非常態思維。這與後現代相近而與“合二而一”的獨白時代不同。後現代是“一分為二”的對話時代，而不是輿論“一”律，萬流歸宗、“一”統天下。 “一分為二”是事物發展的普遍規律。母獸產崽，稱為分娩；按勞付酬，曰分紅；大學畢業，曰分配；新陳代謝，曰分泌；子女成婚，要分傢；標榜新觀念，曰分歧。凡此皆歷史進步，人類成長，社會前行的標志。科學把白光分解成七色光，於是彩虹得到解釋。 開創新風格，曰獨辟蹊徑，但亦淵含古聲；無與倫比叫獨步一時，冠絕群倫；自立門戶，表示獨樹一幟，踵相接也，不委身於人；獨擅勝場，表示絕技超群；獨立思想才能獨具慧眼；居於榜首，叫獨占鰲頭；自出胸臆，表示獨立見識；努力向上，曰自強不息。凡此皆含“分化”之義。 中國古代“理一分殊”表達瞭分化、分殊、標新立異在事物進化中的作用。執著於大一統與集中、集權，統馭過死，是我們以往時代的弊病。然而，宇宙生物進化史及人類政治演變史告訴我們的是：“一統就死”，其結果是“一放就亂”。故，大一統中國，集權制的傳統文化，一旦稍有懈怠，就會帶來七、八年又來一次的惡性循環和大小數百次的農民起義（可能十年就有一次，不然何以有數百次之巨呢？）。中國重視傢族之“合”，族權之熾，非西方可望其項背。 西方文化傳入中國，漢語才有瞭語法學。《馬氏文通》乃是以西方語法結構來分解漢語的結果。於是漢語才有瞭主謂賓、定補狀、名動形、副介數詞之分。語言變得可以分析，可以理解。一本英語句法詳解，對語言加以剖析和歸類。可見，語言分析的作用何其大也！鴻蒙未開，乃一種原始樸野狀態。混沌初判，天人相分，陰陽互動，才有進步。 從神聖羅馬帝國產生德、意、法。宗教改革時期新教與羅馬教廷抗禮。原蘇聯改為“獨立”國傢聯合體。國傢要獨立，人民要解放。獨立自主，自力更生，是如果世上還一種社會方案。哲學傢講“獨處”、“慎獨”，是強調個人內心世界的獨立不移。毛澤東稱贊魯迅是“獨立支撐的大樹”，獨擋一面，獨撐危局，說他不是向兩旁偏倒的小草。西哲說：“獨處是最好的社會生活”（Solitudeissometimesthebestsociety）。看來，獨處並非“反社會”。世界各地有好幾個“獨立廣場”、“獨立門”、“獨立紀念碑（塔）”，乃是表彰民族自決。 生物學講的分化（differentiation）指高等生物之器官各營特殊作用，如消化、呼吸、排泄、生殖之類，謂之分化。這與人間有分業（divisionoflabor），即勞動分工，其道理相同。勞動分工、職業殊途、腦體差異、城鄉互動，促進瞭人類生活的發達，今後世界人類大傢庭，國際分工也會是人之常情。如果全民務農，城裡人為瞭“不吃閑飯”而全部到農村用“兩隻手”耕地，斷乎不能消除城鄉之別。波爾佈特（柬埔寨）把城裡人趕到鄉下，算是消滅瞭三大“差別”，其後果如何呢？隻有下等動物才不講分化。隻有蒙昧野蠻社會也才不講腦體、城鄉之差別。在低等生物身上，任何一部分皆兼發揮同一生物作用。 從生永遠十六歲_1物學上說，進化即分化，指有機體機能與器官的分化。生命的本質乃是細胞的分裂。嬰兒與母體分離，標志著新生命的誕生。兒子長大成人，另組傢庭，與父母分居，乃有瞭新的聯合體。中國古代傢族倫理的理想是“四世同堂”，視離異、離亂、離鄉背景為“悲歡離合”中的不幸、悲哀。所謂“父母在，不遠遊”，承歡膝下，大團圓，才是理想的境界。 在教育學上，分班（classdivision）制度，即按年齡不同、程度殊異，采取分級分班辦法，這為中國古代庠序之學所欠缺也。七八歲的孩子，與十七大八的成人一同上學，“之乎者也”，“子曰詩雲”，真是活到老學到老。中國現在的系科專業設置，也是自西方引進的。中國古代並無數、理、化、天、地、生、文、史、哲、經、法之分。分析的方法，分類的方法，即分門別類的方法，來自西洋。中國古代之思維習慣乃綜合、直觀、籠統，隻見森林，不見樹木，隻見大象，不見首尾，解剖學缺乏。所謂“瞎子摸象”的故事，隻是習慣於籠統直覺的東方人對於西方分析方法的嘲弄，實不足取。明察秋毫之末（分），比隻見輿薪（合，整體），對認識事物有幫助。中國傳統卻隻見輿薪，不見秋毫。西方生物學講綱、目、類、屬、種，乃一大進步，中國則統稱所有動物為獸類。 黑格爾批評謝林的“同一哲學”。謝林認為思維與存在同一於“絕對”之中，忠告，送給學生時代的你在“絕對”中，思維與存在、主觀與客觀是“原始同一”的、“完全同一”的、“直接同一”的、“毫無差別地同一”的。黑格爾認為這是把有差別的、有規定性的東西投入“空洞的無底深淵”。他諷刺這是“使一切牛在黑夜中都是黑的”的夜幕，是“知識空虛”的幼稚行為。正如在“純粹光明”之中一樣，在“純粹黑夜”中什麼都看不見。 黑格爾認為，辯證思維應當看到任何具體事夢到影視明星物都是包含著差別和對立的兩個方面的統一體。對立雙方既相互聯系又相互排斥，因而是對立統一。“認識矛盾並認識到對象的這種矛盾性，這是哲學思維的本質。”黑格爾批評“抽象的同一”是堅持“自身的同一”，完全排斥有差異的同一。這隻是“形式的同一”，“知性的同一”。這種“抽象的同一”就其排斥差異，堅持自身的同一來說，隻是形式的同一。它丟掉瞭具體事物的多樣性，抹煞瞭差異性。在黑格爾看來，真正的哲學不是那個單薄的少年_1排斥差異的“抽象的同一”，“隻有在同一與差異的統一中，真理才是完全的。”恩格斯也說：“真實的具體的同一性包含著差異與變化。” 在哲學上，分析法（analysis）與綜合法（synthesis）為兩種平起平坐的方法，分門別類，即，分，是我們認識事物的基本方法。人的思想一方面須分別個體，另一方面須結成共相。哲學的根本問題因而就是一與多、單元與多元、原子論與一元論的關系。前者強調分、殊、多，後者強調合、同、一，都起源於對分析或綜合的畸重畸輕。與分析相一致的哲學方法有區分（discrimination）、鑒別（discernment）、分別（distinguishing）、劃分（demarcating），指把經驗中的事物劃分為個別。抽象作用乃分析的代表。分析指的是使事物達到不可再分的境地。相反，齊一（identification）、關聯（connection）、劃一（unification）、系統化（systematization），相當於綜合，講的是普遍。 就權力而言，西方講三權分立，即分權制度。公元二世紀羅馬帝國“黃金時代”有三位地位對等的君王同時執政，齊抓共管，分別負責外交、內政和基礎建設。三賢君並非大權獨攬的孤傢寡人，而隻是“第一公民”。中國傳統是大一統、中央集權，皇帝一言九鼎，面南為帝，普天之大，莫非皇室“自留地”或“責任田”。黑格爾總結他那個時代的政治理念說：“國傢作為一個政治實體，分為三個獨立存在的部分：一、立法權，即規定和確立普遍物的權力；二、行政權，即，使各個特殊領域和個別事物都從屬於普遍物的權力；三、王權……。”愛默生和梭洛都說：“管理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這話在當代被表述為：“小的是美好的”。總之，分權、放權比集權好。 在後現代視野中，“制度是人的敵人”。（羅蘭•巴特）發達的資本主義既是自由主義的，又是權威主義的，既是享樂主義的，又是壓抑的，既是多元的，又是單一的。後現代主義調動的是多樣性、非同一性、侵犯、反基礎主義、文化相對主義，這些都與絕對價值論的形而上學相反。“文化革命”也是對舊有制度的“解構”。不過“文化革命”時期“大樹特樹絕對權威”，正與一分為二的真理相對論相反。然而，對這一現象應當這樣理解：為瞭打鬼，借助鐘馗。毛澤東為瞭鼓勵造反，不得不確立自己的權威。他主張對既有價值體系進行顛覆、解構。“同傳統觀念實行徹底決裂”、“鬥爭哲學”、“一分為二”、“二分法”、“兩點論”、“兩個方面”，其實也是解構。 文化革命掀動的文化相對主義、道德約定主義、“懷疑一切”、實用主義、地方主義、虛無主義、無政府主義、分裂主義、宗派主義、對穩定和組織紀律的違抗，這些都同後現代主義有相近之處。難怪後現代主義與法國巴黎的“學生造反”和西方的“文化革命”相通。“怎麼都行”（anythinggoes）、“一分為二”、“造反有理”、“鬥爭哲學”，與等級制、本質主義、目的論、超歷史的普遍主義正相反對。“小人物打敗大人物”、“高貴者最愚蠢、卑賤者最聰明”、“小國打敗大國”（而不是小國師大國）、以弱勝強、保護少數派、“真理掌握在少數人手裡”，這都同正常思維逆行，乃反常思維。 後現代主義認為“價值”是人構造成的，是歷史地形成的、可變的、可修改的。價值不再是普遍的，而是局部的；不是絕對的，而是偶然的。後現代認為，價值是和事實分開的：世界本身是殘忍的、呆滯的、毫無意義的，而價值則是對它的一種幹預和介入。事實不存在等級。康德認為價值領域與自然領域是兩回事。亞裡士多德認為，事實能夠制造價值——存在的即合理，強者為王。康德則認為，這是對自我的主體尊嚴的冒犯。文化革命，“一分為二”，也把價值與事實分開：“黨委領導並不等於黨的領導，更不等於正確路線”。 後現代主義反對本質主義。本質主義認為事物是由某些屬性構成的，其中某些屬性是基本構成。如果這些基本屬性被改變，事物就會變成別的東西。然而，後現代主義感興趣的是感官特殊性，強調緣分，在塵世裡搖曳的是殊異。他們反對對特殊本體的信仰。本質主義相信隻有一種唯一本質屬性，這使一事物成為它所是的東西。後現代主義反本質主義則反對簡單化的、虛假的、永恒化的、粗暴的、均質化的本質概念。 後現代主義執著於特殊事物，反對那種在所有時間、地點都是真理的命題。這和認為真理是可以“一分為二”的、真理是相對的，要經受實踐檢驗、真理是不斷發展的、人類不斷從“必然王國”走向“自由王國”的看法一致。後現代主義拿多元性反對同一性，這同“兩點論”、“二分法”一致，而同“合二而一”無條件的“同一性”相佐。多元性是好的，同一性是消極的。後現代主義選擇的是混沌而不是純凈，是多元而不是單一，是差異而不是自我同一。它把普遍主義當作啟蒙運動的壓迫性殘餘來反對。後現代主義談論差異、多元性、異質性，反對整體性、同一性、總體性、普遍性。它承認同時存在著矛盾的兩個方面。後現代主義的同情之所在，總是非同一性和差異。德裡達重視差異、延異、而不是同一性。後現代主義不承認純粹、純凈，而是選擇駁雜、混亂。“文化革命”也提倡“由亂而治”。 西方自中世紀起，認為在“那時”（then，古代）與現在（now，現代）之間存在著二元對立（antagonism）。西方各個歷史時期經常發生反傳統的革命（此即disaffiliate，絕裂，“一分為二”）。拒絕前輩，這就是西方的辯證法（dialectic，指爭論debate，也指對話discourse，有些類似於毛澤東提倡的大辯論）。這樣，西方文化不認為有單一的傳統。 費耶阿本德說：“唯一不抑制進步的那個原則是：什麼都可以……。沒有混沌，就沒有知識。不經常拋棄理性，就沒有進步……（這很像“不止不行、不塞不流、不破不立、大破大立、破舊立新”）。看起來是散亂、混沌或‘機會主義’的東西……在我們今日視作是吾人知識之本質部分的那些理論發展上，都起瞭十分重要的作用……這些偏離（正軌），這些錯誤，是進步的先決條件。” 毛澤東對立統一規律的理論認為，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宇宙大概正是由無序走向有序的。霍金（StephenHawking）在《時間簡史》（ABriefHistoryofTime）中也提出：“新發現的混沌（Chaos）、復雜性（complexity）等理論，推翻瞭科學上關於控制與確定性（穩定）的概念。混沌可被定義為一種沒有周期性的秩序。復雜性則涉及復雜體系，在這個體系中，眾多獨立的動因彼此互動，而導致自然地自行形成的組織。這兩個理論使科學發生後現代革命……：出自混沌的整體論（Holism）、互擊（interconnection）與秩序等概念。”多元性、“激增”、“差異”是後現代主義的美好新希望（bravenewhope）。這與推陳出新、破舊立新有異曲同工之妙。 後現代主義主張解構理論。利奧塔否定整體性、普遍性和確定性，提倡模糊性和差異性。“讓我們向同一整體開戰；讓我們持續開發各種差異並為維護‘差異性’而努力”。後現代從反邏各斯中心主義出發，反對一切中心主義，反對中心與邊緣的死板僵化的關系。後現代主義是反中心論，主張邊緣對中心的獨立性。他們認為，中心與邊緣的對立不是絕對的，而是既有差別又互相依賴，彼此牽連，相互轉化。由此，後現代提倡逆向思維，這與反潮流原則、“造反有理”有些相近。 德裡達反對語言中心主義或邏各斯中心主義，提倡解構主義。解構主義反對任何形式的中心，否認任何名目的“優先地位”，消除一切本質主義的思維。解構主義主張從邊緣找到中心，這似乎就是“地方向中央造反”，大鬧天宮。“文化革命”的多中心論實即“無中心論”。 說後現代主義與“一分為二”、階級鬥爭、文化革命、學生造反有聯系，還可從下述事實得到支持：西方女權主義是後現代的組成部分。中國的“文革”也是女權主義大展覽的時代。後現代主義有利於被侮辱、被損害、被謾罵的“小人物”，而威脅著“現存制度”。20世紀70年代，西方文化理論傢侈談“社會主義”、“符號”與“性”。“後現代主義從1960年代後期和1970年代早期的政治騷動中悄然浮出”。它把街頭學生造反的政治文化提升到話語層面上，這似乎最有力地說明瞭後現代與“一分為二”的哲學關系。 後現代主義典型特征是對絕對價值和認識論基礎提出挑戰，反對總體性。它是懷疑論的、開放的、相對主義的和多元價值觀的，贊成破碎而不是整體，贊成異質而不是單一，贊成分裂而不是協調。凡此，均與對立統一規律的簡明表述“一分為二”具有可比性。後現代主義質疑同一性，反對單一體系。它把世界看成偶然的、多樣的、易變的和不確定的。我們今天對“一分為二”與“後現代”進行比較，並非發思古之幽情，而是尋思一種思想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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